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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促干”读书班第二批主题教育党课讲稿范文

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事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担当作为问题伴随着领导与权力的存在而存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其在发展的四大历史时期始终不断推进干部担当作为，致力于与党内不担当不作为问题进行斗争。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我党推进干部担当作为的具体措施也不断与时俱进，形成一条清晰的干部管理进程脉络，取得了丰硕成果。借此机会，我围绕“以学促干”专题，与同志们共同梳理建党百年来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在学习党史中感悟初心、勇担使命，以昂扬的姿态奋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十分重视纪律建设，进入党组织的干部多数都有很强的纪律性和约束力，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很少出现。只有极少部分同志带有非无产阶级意识，片面重视军事工作而忽略政治组织工作，以至于后期逐渐脱离群众与实践。对此，党中央在国内外革命局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兼顾党内治理，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加强无产阶级教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内部残留着大量的以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地主阶级思想为典型代表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周恩来同志指出：“非无产阶级意识是我们党内出现不正确思想的直接根源。”

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提出在安源和北京两地开办党校。安源党校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党校，虽成立时间较短，但也起到了培育人才，造就干部的作用。1925年10月，党中央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将开办各地党校列为重要工作任务，并且提出要开办普通党校和高级党校两种形式的党校，如此双管齐下，达到教育党员干部的最佳效果。1933年3月，党中央在江西成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历经革命战争的长期洗礼，共产主义学校始终跟随中央行动，最终在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正式确立为中央党校。周恩来同志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促进党员干部向职业化转变”的要求，在督促干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工作能力，更好地为革命效力。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一整套由中央党校、高级党校、普通党校组成的党校教育体系，对于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加强党员干部教育、保持我党先进性以及为战争创造稳固的后方条件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为推进干部管理工作，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积累了经验。

（二）开启党内法规建设

党内法规因党而生、因党而立、因党而兴。为顺应革命形势变化和满足自身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党内法规建设进行了不懈探索，开启了以党章为根本的法规制度建设新历程。

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党内法规，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具有“临时党章”的性质，它的颁布为后来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础。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颁布《中国共产党章程》，向全党昭示党的组织系统、原则和纪律，形成了立党、管党、治党的制度雏形，宣告我们党内的根本大法由此诞生。1923年7月，中共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多部法规，对党中央领导机构的工作制度、职权分工、组织框架等方面内容进行明确规定，丰富了党内法规内容。1925年1月，中共四大讨论通过《关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和《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使我党在解决教育、宣传、组织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时有法可依。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党内法规”这一概念，指明党中央需制定一种较为详细的党内法规，以此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是我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它不仅成为我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也象征着我党党内法规建设开始逐渐步入正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从理论上认识到“党内法规”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涵，并尝试在实践中建立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等，虽存在诸多问题，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规范行为、严明纪律的作用，对于防范和治理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开展延安整风运动

1935年至1948年是我党在陕北地区开展根据地建设的13年，这期间我党内部曾出现过“三股歪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大批新干部的加入，使得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成为必需。为此，党中央于1941年至1945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整风运动分为整治普通干部和高级干部两个方面，对普通干部的整治主要是进行思想作风纠正，对高级干部的整治则是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目标一致，即消除党内残余的王明错误思潮，消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通过整顿“三风”来达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目的，同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党的长久建设奠定基础。整风运动的步骤是以一带全，通过干部个人阅读学习中央文件，逐步在全党形成相对一致的思想认识，再进一步改进工作。为保证整风运动的系统有序开展以及得到中央的直接统一领导，我党于1941年8月出台《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统筹管理整风运动相关事宜，毛泽东被任命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同年冬，林伯渠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的身份到甘泉、鄜县等地实地调查整风情况，获得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42年1月，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等地考察，仅到1943年3月，所整理出的调查研究报告已经十分可观。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此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同时，它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对破解错误思潮，推进干部思想教育，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建设，对党内风气和领导干部的管理较为松散，使得部分领导干部钻了空子，犯了错误。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我党开始采取更加正规有效的治理措施。

（一）开展“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我党在全国执政后打响的反贪污首战，虽运动开展时长不足一年，但成效显著，凭借开创反腐运动之先河的伟大尝试以及运动开展过程中的浩大声势，成为我国反腐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

1951年11月30日，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下命令：要求严重注意、揭发、惩处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同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两部文件，正式拉开“三反”运动帷幕。在随后的活动开展当中，大批群众积极响应，主动上报贪污人员，提交犯罪证据，其声势和效率深刻彰显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党中央加紧出台《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号召群众参与进来，加大检举揭发力度，至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高潮。据统计，仅“三反”运动开展期间就有10.8万余人接受调查。党中央的严厉处罚给所有党员领导干部敲响警钟，极大程度上打击了贪污腐败行为。之后，党中央借助“三反”运动的巨大影响力，顺势开展“四清”“五反”运动，在清除贪污腐败分子的同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员干部廉洁、朴素、自律的工作作风得以形成。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腐运动的开展，对严重犯罪分子依法进行打击，揭露出严重的贪污腐败案件，营造出风清气正的党建环境，不仅在当时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改进党的作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构建反腐制度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反腐制度建设的奠基期，党中央在积贫积弱的国内大背景下，为维护百姓利益，杜绝国家资源浪费，初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包括党纪法规在内的反腐制度体系。

这一时期我国反腐制度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纪检监察制度、刑事法律法规等。在经济上，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存，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逐渐进入了纯公有制时代，由此便克服了资产阶级私有制下营私舞弊的弊端，有利于消除贪污腐败的物质基础，为管束干部腐败提供了制度前提。在政治上我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充分保证民主，依靠人民力量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的建设，对干部腐败行为的控制有着双重作用。

党中央意识到，单方面的反腐不能从根源上杜绝腐败问题，要使干部时刻保持自律自觉，就必须设立监察部门，反腐的同时配合查腐、防腐，以达到从源头遏制干部贪污腐败行为的目的。1949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宣布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管理党内纪律相关事宜，这是我国纪律检查工作的良好开端，开创了我国纪律检查工作的先河。为更好地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党中央还制订了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文。195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反贪污条例，其中的十八项条例对贪污概念、处罚原则、刑法措施等惩治贪污腐败的基本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进一步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果实。1954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具体指出犯官僚主义错误的表现情形、认定依据、处罚规定，既为对犯官僚主义错误干部的处理提供了法纪依据，又从客观上遏制了官僚主义的蔓延和滋长。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原则作了全面规定，提倡用社会平等来对抗个人特权、用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用劳动观念同剥削观念作斗争，贯彻社会主义原则，它对预防和治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后，我国还先后设立了国家检察机关、政府检察机关，这些机关都为党内治理提供了坚实保障，一系列治理措施的层层落实，使我党治理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的能力及党内廉政建设有了进一步提高和加强。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迅速起步，国内经济背景实现了极大程度的改变。对外开放带来的贸易往来和思想汇集在短时间内迅速冲击国内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部分领导干部被利益的“糖衣炮弹”腐化，逐渐产生个人私欲膨胀的错误观念。面对新的国情和时代背景，党中央当即决定进行领导体制改革，坚决打击贪污腐败，推进干部担当作为。

（一）加强党规党纪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党中央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开始的关键期要自觉地维护党规党法，切实做好党风工作，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使全党全国形成民主与集中并重，自由与纪律并重，个人心情愉悦与统一意志相结合，安定团结相统一的政治格局。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工作积极性，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

党中央结合当时的特殊国情，提出了加强党规党纪建设的治理措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法规，由此来规范干部行为，使干部管理工作有法可依。1980年2月29日，党中央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指出：解放后由于一些同志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党内出现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党中央根据目前党的状况，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中列举出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等十二条准则，对增强干部党性提出具体要求，同时对党建工作也进行了系统阐述，成为当时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党建设的依据性文件。

之后颁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也在不同程度上约束着干部行为。此外，我党还对改革开放前旧有的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废止不合时宜、约束力弱的法律，完善不够全面、亟待补充的内容，为后续党内法规的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初步框架。在这些党规党纪的规定和约束下，党员干部们开始注重自我调整，自我革命，自我纠错，使这一时期党内风气得到很大程度的净化。

（二）改革干部任用制度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党干部队伍都存在着年龄不均、政治不纯、专业化水平低以及知识结构薄弱的弊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离休退休制度，以新老干部交替为起点，致力于实现干部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要废除干部终身制，他指出：“选好接班人是战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老同志的第一责任应当是选好接班人。”“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此项政策正式得以落实。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建立起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4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肯定了党的老干部对党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对退休年龄、退后保障以及选拔中青年干部等相关事宜做出明确规定。此外，党中央还专门设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一方面帮助老干部顺利退休离职，另一方面选拔优秀中青年同志，为干部队伍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顺利引导干部职务由终身制向离休退休制过渡。

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职务任期制奠定了基础，也为后续更长时间内我们党和国家落实领导干部任职相关事宜做好了铺垫。领导职务任期制的建立，确保了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解决了邓小平担心的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避免了亡党亡国的危险，同时，也是推进干部担当作为的有效举措。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增加了防腐拒变内容，着力构建良好政治生态，重点整治干部懒政怠政、推诿扯皮的不作为不担当问题，同时本着“容忍改革失误”“三个区分开来”的思想原则，对干部干事创业进行托底，激发干部的责任担当，成就永垂青史。

（一）加强党性教育，提高思想水平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解决部分党员干部由于缺失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不去担当作为的问题，就必须站在“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战略高度谋划党性教育工作，这是提高党员思想水平的前提。对此，党中央采取了加强党性教育的方法，净化党员思维观念，纯洁党内政治风气。

首先，党中央领导开展了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例如党章教育、党史教育、为民服务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廉政教育等，通过这些教育实践活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准确把握新时代对党员干部提出的具体要求，自觉增强抵御各种诱惑和错误思想的能力。其次，党中央提倡开展经常性教育。抓好学习培训，通过上党课、参加培训班、召开研讨会等途径，有计划、周期性地组织党员干部集体学习；加强实践锻炼，要求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创先争优”，为增强党性锻炼搭建平台；严格组织生活，认真执行“三会一课”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结合专题组织生活会，从思想、学习、工作、纪律、作风等方面不断改善提高，时刻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新时代党中央坚持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开创了我党干部党性教育的新模式。在长期的思想教育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党性教育的新思想，勾勒了建设一个廉明清正的执政党的宏伟蓝图，通过开展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员理论修养培训、培养党员责任担当意识等多种途径，使习近平新时代党性教育思想为推动党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二）完善各类机制，净化政治生态

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出台多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选拔任用、容错纠错、干部考察等一系列机制，致力于形成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良好局面。

一是完善选拔任用机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选人用人问题，他强调：“治国理政，首在用人。”党中央的干部选拔标准始终秉持正确原则，将政治标准置于首位，把廉洁品质视为底线，把担当作为当作重要内容。坚决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严格按照规定程序选人用人，积极推行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制度。与此同时加快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党的xx大报告指出，要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切实推动干部队伍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党中央致力于营造一个尊重知识、鼓励创新、公平竞争、激励作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做到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以正确用人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二是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容错纠错是影响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和改革创新的重要因素，也是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担当作为的必要制度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在具体的工作落实当中，党中央首先要求区分界限，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原则，明确哪些错误和失误是可以纳入容错纠错机制，哪些错误和失误是要接受处罚。科学合理区分问责与容错的关系，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严管和厚爱结合。其次是注重容纠防三措并举，通过相关程序有效衔接容错、纠错、防错三个步骤，结合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建立健全容错跟踪反馈机制，合理纠错、防错，最大限度发挥容错纠错机制实效。再次，党中央强调事前容错，将工作做在前面，不仅可以防患于未然，同时可以打消干部顾虑，促进容错纠错正向激励实效生成。

三是完善干部考察机制。干部考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重要举措，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不断完善考察指标体系，拓宽考察范围，重视对干部德、能、勤、绩、廉全方位考察；畅通考察渠道，延伸考察深度，挖掘能吃苦、敢担当、勇作为，能打“硬仗”的干部；提高考察频率，拓宽考察范围，动态掌握领导干部的日常表现和存在问题；严格考察关卡，提高考察公信度，运用信息化手段将举报信访信息、党纪政纪处分情况等整合起来形成预警信息，并纳入考察范围，切实提高审核把关的科学化水平。

在此基础之上，党中央不断健全完善“四项机制”，全方位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同时配合监督问责、执纪问责等反向激励，催生促进担当作为的约束力，倒逼干部担当尽责，在这些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新时代新作为，新征程新担当。

（三）强化党内监督，发挥群众作用

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发展要求，运用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模式，不断健全完善监督体系，在监督下沉中践行群众路线，取得显著成效。

将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紧密结合，实现群众监督制度化，是党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经验总结，也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综合提升党内监督效果，中央政治局制定并不断细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在各个角落寻找隐形变异“四风”，纠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突出整治打折扣、搞变通、一刀切、乱加码等扰乱秩序的问题，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持续纠治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防止隐形变异和反弹回潮，用全方位监督增强纪律意识，保障优良作风。深刻落实对党员干部的“全覆盖”式监督，监督内容完善至干部日常生活，监督时长也由工作八小时转向至工作及其以外的时间。与此同时，党中央逐渐拓宽“民间”渠道，开展监督政策法规宣传，既帮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掌握监督知识，又可以发挥群众巨大作用收到监督实效。借助互联网优势使群众监督更加便捷，真正做到了让不担当不作为问题无路可逃。

监督是最好的防腐剂，经过党中央和广大群众的长期努力，我党的监督机制不断完善，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得到很大程度提升。通过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双管齐下，让干部队伍治理更加公开化和规范化，由此来为干部转变作风提供动力，为我党推进干部担当作为保驾护航。

同志们，敢于担当作为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担当奋斗史，一代代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责任与担当，并深深镌刻在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基因之中，成为共产党人的鲜明特征和政治本色。党的xx大过后，我们党将进入新一轮干部管理工作高潮，应当继续增强干部队伍防腐拒变能力，坚决抵制“躺平式”干部，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并不能从根源上杜绝不担当不作为的现象，这方面的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唯有敢于担当、奋发有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才能不负时代重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往、不唯己、只唯实”的新时代优秀干部！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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